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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從2000年開始，棗莊市薛城區有200多名大中專畢業生，本應按文件規定該享受的待遇一直得不到解決，終使這些人的生活都成了難題。“看著其他區市的待遇解決了，薛城區一直不給落實，我們心里真不是滋味。”說這些時，97屆的畢業生劉復之（化名）雙手一直緊緊揪著雙腿。“這樣心里舒服點”，他解釋道。心灰意冷，是這數百人的心靈寫照。

　　同工不同酬，不同區不同命

　　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在薛城區各個鄉鎮都很普遍。“1997年來的員工，工資和保險樣樣俱全；而我只晚一年，什么都沒有。心理落差實在太大。”在周營鎮工作的劉復之說道。

　　據他介紹，他是1997年菏澤農技學校畢業后經薛城區人事局分配進入周營鎮的，但沒有編制，屬于“非在編人員”。可他的身份又不同于現在的“臨時工”，因為按照相關文件規定，他們的待遇要參照全額事業單位待遇享受。在那個年代，這樣的情況稱之為“工資套改”。“就是說我們的待遇要按照文件要求進行改革。”

　　剛穩定了3年時間，2000年之后，情勢開始起變化。在定好職稱和待遇后，薛城區所有鄉鎮似乎像“商量好”的一樣默契，都不按照此前的規定來執行了。劉復之告訴記者：“1997年之前有編制的人員還是穩扎穩打漲工資，我們的待遇卻一直原地踏步。”經過十數年的日積月累，劉復之現在的工資每月約900元，而1996年進入單位的人員則近3000元，二者之間差距非常明顯。“我們都是一樣的職位，做一樣的工作。因為我們沒編制，表現往往還比他們好，可工資怎么就漲不上去。一樣的職位，一樣的活，差別這么大，這是個什么道理？”

　　1997年猶如一柄利刃，將大中專畢業生劃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。“同工不同酬”現象，在薛城區的每個單位都在上演著。1998年畢業的周森元（化名）介紹，“像我們這種情況的全區大約有200多人，像薛城的常莊、沙溝、陶莊等鄉鎮都沒有得到落實。”

　　其他市區的情況卻和薛城區大不一樣。劉復之后來獲悉，棗莊的市中區、嶧城區、滕州市的同屆大中專畢業生，都早早解決了待遇落實問題。“好像就薛城區不給解決。我在那邊都有同學，都是同一年分配的，現在差距拉開了。”因為工資待遇過低，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大不如以前了。

　　文件規定成虛無縹緲“空中樓閣”

　　同工不同酬，并不符合當年棗莊市文件的規定。劉復之拿出一份1997年棗莊市政府辦公室印發的《關于鼓勵大中專畢業生到鄉鎮企業工作的暫行規定》。這是當時大中專畢業生受哄搶下的吸引人才舉措。

　　文件中規定：“大中專畢業生到鄉鎮企業工作的，戶口、糧油和人事關系可落在鄉鎮政府（不占人員編制），由經貿辦公室代管。工資執行全額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工資標準，由鄉鎮經貿辦公室從鄉鎮企業籌集，統一發放……社會養老保險按棗發（1997）10號文件規定辦理。”這一規定，即所謂“套改”。

　　根據這一文件精神，1997和1998年分配來棗莊市的所有大中專畢業生雖然不再享有編制，但卻和在編人員享有同樣的待遇。這個規定，只執行到2000年。文件中承諾的養老保險，也同樣成了“水中月，鏡中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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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記得有一年，上面下發的文件要求最少漲370元，可下面的就是不給執行。有一年我們給領導送點小禮兒，就給我們漲了150塊，沙溝鎮沒送禮的只給漲100塊錢。”劉復之曾為了工資做過這些事。“我們的命運被捏在別人手里，只能去違心地討好他們了。”

　　讓劉復之更為不平的是，2007年有一批轉業軍人安排在周營鎮工作。“里面三個人和領導有關系，他們的工資馬上就2000多塊了，保險什么的也一應俱全。我們這些工作了十幾年的什么都沒有。”他們找領導討說法，領導就直說：“我們要照顧領導子女的工作啊。”“領導都這么說了，我們還怎么說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。”

　　1997年和1998年來的大中專畢業生，成了左右為難的“夾心層”。工作，也成了“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”的雞肋。周森元認為：“我們都30多歲了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辭職了養不活家人，不辭職又實在是憋屈地難受。我們只想能兌現承諾，落實待遇。”

　　鄉鎮通好氣：誰也不愿當“出頭鳥”

　　一分錢難倒英雄漢。生活中的劉復之愛斤斤計較，“不就是沒錢嗎，坐車買菜都要算來算去的，誰也不愿意過這樣的日子。”不堪生活壓力之重的劉復之和周森元不平則鳴，多次找鎮黨委和政府理論，換來的卻是一次次的冷眼和警告。

　　劉復之告訴記者，他們的工資漲幅完全掌握在書記和鎮長的手里。“每年到要漲工資的時候，各地書記鎮長都要通氣，商量好漲幅。所以我們的工資不會亂漲的，每個鄉鎮漲幅都差不多。但最多不會超過150塊錢。相比那些在編的每次400-500塊的漲幅，我們的實在是太少了。”有的鄉鎮告知他們是財力吃緊，對此劉復之則不以為然。“有些鄉鎮是比較困難，但解決我們待遇的財力還是有的，不是不能，而是不愿意。”

　　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財力吃緊與否，而是沒有哪個鄉鎮愿意首當其沖作“出頭鳥”。薛城區陶莊鎮下面有煤礦，經濟條件較好，完全有財力幫助大中專畢業生落實待遇，可當地領導就是不松口。劉復之的周營鎮領導就和他說：“要是我把你們待遇解決了，其他鄉鎮不是也要解決？那我壓力該有多大。”受囿于此種邏輯，這200多人的待遇落實問題一直遙遙無期。

　　他們也曾到過棗莊信訪局，五六十人的陣營算得上“聲勢浩大”。信訪局的負責人卻勸告他們：“你們這是歷史遺留問題，鄉鎮愿意解決就解決，不愿意解決就不解決。”在周森元看來，這明顯屬于“流氓邏輯”。“從前的文件上都規定得清清楚楚，怎么就成了愿意解決就解決了？那不是把政府的紅頭文件當兒戲了？”回到單位后，領導批評他們不好好工作，“怎么能在上班時間去信訪？”并警告說，“再去信訪就要開除職務”。“這話真是滑稽，我上班時，信訪才上班；我下班時，信訪也下班了。你讓我下班后去信訪，那時人家都下班了，我找誰去信訪啊？”

　　灰心喪氣的劉復之和周森元他們，現在已不再組織信訪了，“大家的心都冷了，不抱希望了，只希望他們能想到我們的難處，記著政府應有的誠信！”